导语
基本信息
案件类型：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办理方式：诉讼
当事人：
被上诉人：雷某某（债权人）
上 诉 人：王某某（债务人配偶）
上 诉 人：张某某（王某某之母）
原审被告：李某某（债务人）
承办人：刘占彪律师
案情详解
（一）案情简介
债权债务关系：李某某于2013年至2014年间向雷某某借款80万元，该债务经某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
房产转让：2017年9月19日，王某某（李某某之妻）将其名下一套房产以200元的极低价格转让给其母亲张某某，并办理了过户登记。
离婚分割：2018年10月23日，王某某与李某某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案涉房产归王某某所有，李某某未分得房产。
诉讼请求：雷某某认为王某某与李某某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其债权，诉请确认该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
（二）争议焦点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案涉房产转让行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而归于无效。
难点一：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
被告抗辩：王某某主张案涉房产系其个人财产，购房款来源于其父母的赠与或李某某应付其父亲的劳务费，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三条主张该房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法院认定：案涉房产购置于王某某与李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用于支付购房款的账户在期间内有资金进出，无法证明账户内资金系王某某婚前个人财产或其父母明确只赠与王某某个人的款项。在被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资金来源为个人财产的情况下，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难点二：恶意串通的认定标准
被告抗辩：张某某主张其作为善意第三人，对李某某的债务不知情，且转让行为发生在债务产生之前或同时，不存在恶意。
法院认定：法院采用“客观行为推定主观恶意”的裁判逻辑，综合以下因素认定构成恶意串通：
转让价格明显不合理：以200元转让价值近百万元的房产，严重偏离市场价值。
特殊身份关系：转让双方为母女关系，且转让时间点（2017年）与债务结算（2017年）、离婚（2018年）时间紧密衔接。
损害后果：该转让行为直接导致债务人黄春芳的责任财产减少，影响了债权人雷某某的债权实现。
（三）案件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确认王某某与张某某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张某某应将房屋返还过户至王某某名下。二审法院驳回王某某、张某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工作策略
1. 原告（雷某某）代理思路
策略选择：选择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而非“债权人撤销权”之诉。确认合同无效无除斥期间限制（撤销权最长时间为5年），且合同自始无效的法律后果更彻底。
举证重点：证明债权合法有效（提供借条、调解书），转让价格畸低（提供房产评估报告或市场价证据），转让行为与债务危机的时间关联性。
2. 被告（王某某、张某某）代理思路
核心辩点：试图将房产性质从“夫妻共同财产”切割为“个人财产”，从而切断转让行为与债务人李某某责任财产的联系。
策略局限：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购房款来源于个人财产（如明确的赠与合同、银行流水闭环），导致抗辩未被法院采纳。
案件影响力
打击“逃废债”行为：本案判决明确了即使债务尚未进入诉讼或执行阶段，债务人通过近亲属间“左手倒右手”的方式转移财产，只要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债权人仍可主张合同无效，有效遏制了利用家庭关系规避债务的不良风气。
维护交易安全：强调了市场交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对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交易，尤其是发生在近亲属之间的，法律将赋予更高的审查义务，不能仅以形式上的合同登记对抗实质上的债权损害。
证据留存意识：警示公众，在涉及大额财产赠与或转让时，必须保留清晰的资金流向证据（如银行转账记录、赠与协议），否则在涉及债务纠纷时，极易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而被用于偿债。
综合来看，本案是一起具有典型意义的债权保护与打击不当财产转移的案件。法院的裁判思路清晰严谨，体现了以下核心法律原则：
穿透形式审查实质：法官没有仅仅停留在房屋买卖合同、产权登记等表面形式上，而是深入审查了交易的实质背景。通过结合债务发生时间、债务人婚姻状况变化、交易价格、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等事实，认定了“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客观后果，从而宣告合同无效。这体现了司法审判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的精准识别与否定评价。
强化证据规则运用：在涉及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的复杂情况时，法院严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财产为个人财产的当事人，必须提供充分、清晰的证据链来证明资金来源的独立性。王某某一方未能完成其举证责任，是其核心主张未被采纳的关键原因。这为类似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提供了明确指引。
明确法律救济路径：本案清晰区分了“债权人撤销权”与“确认合同无效”两种不同的法律工具。法院明确指出，原告提起的是确认无效之诉，不受除斥期间的限制。这为债权人，尤其是在事后才发现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时，提供了更有力的救济武器。
本案的判决结果，不仅维护了特定债权人雷某某的合法权益，也向全社会传达了明确的信号：任何试图通过虚假交易、恶意串通等方式逃废债务的行为，都难以得到法律的支持，并终将受到司法的规制。这对于引导市场主体诚信经营、规范家庭财产处理、构建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